黄土之下，纸页之上 一部丛书背后的千年回响

　　这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一块塬地。

　　已灭绝的黄河古象曾埋葬在这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和中医始祖“岐伯”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法国人桑志华在这里发现了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旧石器。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中国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就是从此开始的。

　　秦始皇修建的秦直道从这里穿过。王昭君出塞时经过，在一道山梁上梳妆打扮，“打扮梁”的地名至今沿用。

　　直至现在，这里的历史文物都没有断代和缺环，是甘肃省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城市。

　　这里是庆阳。

　　曾为黄土高原拍摄纪录片的导演金铁木在这里工作后，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贫瘠的黄土地，怎么会拥有那么大的力量？

　　如今，他或许可以从新出版的一套书中找到答案——《庆阳历史文化大观丛书》。这套丛书是首部反映庆阳历史文化整体概貌的著作，包括遗址文物卷、民俗非遗卷、名人贤达卷等6卷，共140万余字，历时两年多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出版。

　　地方史志有记录生活的传统

　　实际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在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庆阳历来重视编修地方史志，明清时期至少有7部府志和19部县志问世，留下极为宝贵的山川地理、堡寨要隘、赋役物产、历史沿革的资料，形成较甘肃其他地区更为完备的编写体例和续修传统。

　　其中保存最为完整、史料价值最大的一部《庆阳府志》，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前往日本，将这本史志拍摄成缩微胶卷，甘肃省图书馆又将胶卷复制收藏。直到2001年，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将内容整理出版发行，这份庆阳史料才终于回到家乡。

　　“长期以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分散在史志典籍、民间传说和考古报告中，缺乏系统梳理与全景呈现。因此，编纂一套能够完整展现庆阳历史文化脉络的丛书，既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更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健为说。

　　庆阳市委书记黄泽元说，自己在2021年来到庆阳任职之前，对这里“知之甚少”。“在学习庆阳文化的过程中，我就感觉缺少这样一条线索。如果有人对庆阳的文化感兴趣，从什么地方入手？有哪些文化资源可用？”

　　这正是这套丛书的缘起与定位。用甘肃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马步升的话形容，就是“一套丛书在手，庆阳基本都有”。

　　庆阳大地上的中华文明之源

　　在丛书的遗址文物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座5000年前的大型“宫殿”——南佐遗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韩建业曾说，这个遗址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均前所未见。

　　它的总面积600万平方米，是5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相当于8个故宫、两个二里头遗址的面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到庆阳后，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要重视庆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当中的重要性”。

　　华池县南梁红色大景区 刘永刚/摄

　　在南佐遗址的探方里，他感慨：“（南佐遗址）地基处理以及夯土技术，与现今民居的夯土工艺几乎完全一致。中国古代基于‘土’的建筑延伸出来的一套语言体系，比如夯土、地坑院，都是非常重要的起源问题。我们后来的四合院的布局，就来自地坑院。”

　　在南佐遗址，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种植水稻的黄土高原。遗址出土了百万粒、重达两三百公斤的稻谷，即便在中原地区也少见。这说明在5000年前，黄土高原存在适宜水稻种植的气候条件。

　　周朝先祖不窋，及其之后的共十二代首领，在庆阳“教民稼穑”、陶复陶穴、修其训典、以德立邦，形成“周道之兴自此始”的局面，使这块土地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窑洞的居住方式也自此始。

　　这一段周民发祥的历史，被完整地记录于《诗经》中，留下了《诗经》中历史年代最早、篇幅最长的我国第一首农业史诗——《豳风·七月》。

　　“农耕文化发祥地无疑和庆阳密切关联。”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马世年说，“正是这样一个传统，让我们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陇东地区对于农耕文化的重视。”

　　直到今天，庆阳的农民也很少在碾坊、磨坊内冲突打骂，民间传说尊碾子为青龙、磨子为白虎。正月初一的早上，人们忌讳把洗脸水泼地上，这意味着收麦碾场时会遭大雨。

　　几千年来，这里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来回争夺的边境之地。庆阳境内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秦长城，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神奇地重合在一起，这是一条农与牧的分界线。

　　为了守好这片土地，历朝历代派重臣来此任职。狄仁杰曾在这里为官。范仲淹在这里立下大功，为宋仁宗赏识：“吾固知仲淹可用。”他在这里写下的《渔家傲·秋思》至今传唱：“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另一篇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开篇中“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与范仲淹一样，也曾在这里为官。

　　交融向新的庆阳文化

　　北魏的一名官员在庆阳的岩壁上留下的佛像，如今成为甘肃四大石窟之一的北石窟寺。“佛教在北朝时候，起到了一个文化融合剂的作用，使不同民族逐步从部族血缘关系变成地缘关系。造一个石窟，很多人捐钱，从姓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来自不同的部族，但是大家共同做了一件事。”杭侃说。

　　在历史演进和民族交融中，庆阳大地上生发出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多彩的民俗文化。庆阳的唢呐、香包、道情皮影，都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每一年，庆阳都会举办香包节盛会。人们给孩子们的前胸后背，甚至肩膀上都挂满香包。这是一直以来的传统。相传公元前2300多年，中医鼻祖岐伯就携带药袋防疫驱瘟，又因草药被称为“香草”，药袋也被称为“香包”。在约1000年前的一座古塔中，考古人员甚至找到了一只金代的香包。

　　这里是“皮影之乡”。1956年秋，环县道情皮影艺人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参演剧目是《二姐娃做梦》。此剧刚一演完，前来观看的毛泽东主席就让秘书递来纸条：“请将《二姐娃做梦》再演一次。”随后演员再次表演了该剧目。此后数年，庆阳的皮影戏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埃及、韩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上演过。

　　无论走到哪里，庆阳人都记着他们的生活。千百年来，他们在黄土上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就像他们在《信天游》唱的那样：“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20世纪30年代，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这里，在庆阳南梁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时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红色根据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于显著的区位优势——中国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博台线和胡焕庸线交汇点，国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战略部署先后落地庆阳，使这里从“陇东粮仓”成为“中国算谷”。

　　“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看，经济、文化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经济，唯利是图也不行；但是没有经济的支持，可能发展不下去。所以我认为这一套书的出版正得其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周绚隆说，“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讲到了环境、人种和气候的关系。这种文化氛围反过来会塑造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面貌。”

　　因此，他认为，总结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到庆阳文化在整个大文化版图里是什么样的，要看到我们的文明跟主文明之间的关系。”

　　1900多年前，生于庆阳的东汉思想家王符写下：“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有书不读，等于无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说：“我们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文化，好不容易编撰出的成果，我唯一希望的，就是继续做好这套书的阅读工作。”

　　白庚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这套书的的确确非常厚重，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献礼。我唯一希望的就是继续做好这套书的阅读工作。有书不读等于无书，写书不读也是无用。希望每年通过读书节、读书比赛等形式，把这套书的知识、内涵、精神掌握住，让人们深深地理解什么是我们的昨天、我们的今天怎么办、我们未来在这块文化的土地上怎样为建设新时代的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周绚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兼党委书记）

　　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讲到了环境、人种和气候对文明和文化的塑型作用。因此文化是一个地方文明的底蕴，是一种地域、人种和环境所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反过来会塑造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面貌。我们对过去的文化进行总结，其实是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自己。庆阳应在更大的文化视野中明确地方文明的特色与边界。基于这些观察，我们可以将研究提升到更高层次，更好地对接主流文化，并推动其传播。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冈研究院院长）

　　我们要重视黄土高原，重视庆阳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周先祖不窋和岐伯，以及农业和中医药的起源。除了这些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南佐遗址的重要性。观察南佐遗址可以发现，“土”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地基处理以及夯土技术与现今民居的夯土工艺几乎完全一致。中国古代基于“土”的建筑延伸出来的一套语言体系，比如夯土、地坑院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起源问题。

　　马步升（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主席）

　　这部丛书是全面了解和理解庆阳历史文化的入门之书，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丛书所涵领域有轻有重，轻重稳妥，有取有舍，取舍得当。学术态度严谨，对先前的研究成果，有继承，有超越，在继承中实现超越。这部丛书是庆阳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丰碑性著作，它为后人在这方面的继续研究，设置了一道有相当高度的学术门槛。用一句话表述，就是一套丛书在手，庆阳基本都有。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孕育和涵盖了包括史前文化、根祖文化、周秦文化、黄河文化等早期文明形态起源、形成的重要内容，而庆阳的历史文化非常集中地体现出这一点。我们在《甘肃文化史》（中华书局2023年）一书中，特别讲到了甘肃周秦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对陇东的先周文化作了专门探讨。《庆阳历史文化大观丛书》的出版，就是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深化与发掘，其意义是重大的。这套丛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乡土教材，可以让我们通过丛书认识庆阳，理解庆阳，进而热爱庆阳。

　　于长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感觉编纂这套书的难度极大。庆阳因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涉及因素极为繁杂。且并非仅以本地为中心，它实际上联通四方、四通八达，与各方面都有密切关联。这种交界地带，包括后来的政治军事交界区域，往往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本次文献收集及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正如学界常言：“提问比回答更重要。”在我阅读这套书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许多可持续研究的课题，这为学术界提供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空间。

　　张志刚（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在我看来，庆阳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从未缺席。很多时候，庆阳虽非关键决策的中心，却始终是主战场。无论是文化融合、新文化创立、新生产力的形成与推广，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关键技术的产生（包括中医药的形成），在这些关键历史节点，庆阳都在低调踏实中奠定基础，守护着文明的火种，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中华民族迈向发展的新阶段。丛书的出版，以及过去几年我们开展的诸多工作，标志着庆阳在重新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开始主动向外界展现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发展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1月04日 03版

责任编辑：高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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