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日，央视网记者跟随“理响中国·讲好‘中国式商量’故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深入泉州、厦门两地基层一线。在当地，政协委员化身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与“和事佬”。一个个鲜活的创新案例，生动诠释着“中国式商量”的独特实践。
茶桌上的“和事佬”
泉州是“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民营经济发达，拥有纺织服装、建材家居等9大千亿产业集群。商贸往来频繁，纠纷在所难免。在福建泉州，不少商人遇到纠纷时，除了找律师外，还可以找政协委员“喝茶”。
“在茶桌上能交到朋友，也能处理问题。”晋江市政协常委庄言培告诉记者，2023年，晋江市法院与晋江市政协联合设立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政协委员履职解纷室，这里的调解员大多是行业内的政协委员，他们懂行规、有人脉。“我们传统上认为去了法庭就是‘撕破脸’，生意没得做了。找政协委员来撮合，矛盾解决了，还能继续做生意。”
“比如做陶瓷的，打10万元定金生产100万元货，最后质量有争议，我们懂行情，也和矛盾双方都有一些交情，就参与调解。”庄言培介绍，这种“懂行”的调解在泉州全域推广后，演变成了“政协+法院”的委员履职解纷机制。石狮纺织服装城、南安石材协会等地率先设立类似的解纷室。
南安市石材协会解纷室里，曾有两家企业因石材褪色问题僵持不下，而石材风化的责任界定一度让法官犯了难。石材协会的政协委员懂得其中的“门道”，他们通过现场勘查，指出问题根源可能是防护处理不当，虽然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但法院据此对原因形成了一定判断并作出判决，避免了漫长的鉴定和诉讼流程，也让判决更容易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法官讲法理，委员讲行规、讲情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锦平表示，这种“1＋1＞2”的模式，就是让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截至目前，泉州已建成38个此类解纷室，成功调解纠纷4600多件，涉及金额6.5亿元。
在丰泽区住建领域协同解纷中心，一起标的额高达7000余万元的建材货款纠纷，在“退休法官＋政协委员＋驻点法官”专班调解下，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政协委员梁晓辉说：“除了上千万的大案子以外，还有几百元、几千元的物业纠纷，都可以通过政协委员参与调解、疏导矛盾，推动纠纷庭前化解，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
学校门口的防护栏
如果说行业解纷是“大手术”，那么洛江区推行的“政协＋交警”模式则是更为精细的“小治疗”。在洛江区河市镇，政协委员陈腾育不仅是律师，也是镇上的“老居民”。每天上下班，他都能看到万红路上市区中学门口的拥堵问题。
“后来随着道路拓宽了，车速也快了，家长会停在马路对面接送孩子，又会造成安全隐患。”陈腾育回忆，他通过日常观察、与亲友闲聊和师生反馈，向交管部门提案，建议在校门口加装隔离护栏和减速带。
“政协委员帮助我们发现并解决了很多问题。”泉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洛江大队河市中队中队长吴宗伟告诉记者，在亡人交通事故中，当事双方对立情绪往往十分强烈。这时，由法庭庭长、政协委员、金牌调解员和民警共同组成的“邻里团”就会下沉到基层，政协委员用专业知识、乡情人情去缓和双方矛盾。自2024年8月交通事故政协调解室成立以来，累计调解交通事故纠纷57起，涉及金额615.2万元。政协委员还收集民情提案81起，其中23起已经闭环解决。
海岸线上的“护鸟人”
从泉州的茶桌转向厦门的湿地，政协委员的履职足迹遍布滩涂、红树林和观鸟台。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市观鸟协会会长彭志伟向记者介绍，政协平台是连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重要桥梁。借助这一平台，协会收集的生态修复、候鸟保护等社情民意，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给政府部门。
“比如杏林湾、环东海域的生态修复，还有候鸟保护、验收等工作，都在委员联系点开过六七场专题会议。”彭志伟说，驻点委员和专家学者与市民面对面沟通，能够及时化解分歧，为厦门生态保护凝聚共识。曾有市民反映，有人在海边大量捡拾小鱼，导致燕鸥喂养幼鸟时缺少口粮。观鸟协会发现后，通过政协平台反映问题，协调相关部门介入劝导，妥善化解矛盾。
“担任政协委员后，我能更全面了解政府各项政策，也能更有效地将群众诉求带到政府层面。”彭志伟坦言，过去看待问题视角有限，如今能站在更高位置推动问题解决。
自去年起，厦门培育发展观鸟旅游新业态；今年举办的第十五届亚洲赏鸟博览会，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境外观鸟爱好者参与。厦门拥有18种鹭鸟和400多种野生鸟类，生态旅游逐渐成为厦门经济新的增长点。
“五缘湾湿地公园从过去的滩涂盐碱地发展到今天，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植物群落。”厦门市政协委员、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明艳林长期从事植物引种工作，他建议建立城市园林植物资源数据库，对厦门乡土植物、长期引种植物和新优植物开展系统调查。
“哪些植物适合滨海盐碱地，哪些适合湿地水岸，哪些能用于道路绿地、山地公园和口袋公园，都应该有明确的推荐范围。对于生态风险尚不清楚的植物，也要列出审慎使用名录。”
明艳林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如今，五缘湾湿地公园的植物配置不仅有景观植物，还适当增加了乡土湿生植物、蜜源植物、食源植物和鸟类庇护植物，形成乔木、灌木、草本和水生植物相互衔接的群落。“对人来说，这些地方可能显得不那么规整，但对鸟类和昆虫来说，恰恰是可以藏身和取食的地方。”
水网中的“守门员”
和大众印象中的海滨城市不同，厦门是一座典型的资源性缺水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239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八分之一。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理工学院水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朱木兰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记者，由于厦门是海岛地形，雨水降下后很快便流入大海，难以留存，“缺水”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成长过程。“早年我们为了解决缺水问题，主要关注水量，后来为了解决污染和黑臭问题，我们高度重视水质，现在我们重新回头关注水量。”朱木兰发现，个别小河段水流量、水动力不足，“没有水流动的河流是没有生命力的。”朱木兰建议，将水量考核纳入河湖长制考核体系，在重点河流设置水量监测断面。
“断流的表象在河道，根源在地下水。”朱木兰建议，把“海绵城市”扩展成“海绵流域”，恢复或增设乡村池塘，把硬化排水沟渠改建成具有“渗、蓄、滞、净、排”功能的LID型生态沟渠等，把雨水留下来、渗下去，既能回补地下水，又能用于农业灌溉，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
从泉州的茶桌到厦门的湿地，从行业解纷到生态守护，福建两地政协委员正用他们的力量，让协商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编辑：黄佐春 责任编辑：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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