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之后，他们仍被父母送进“特训营”

　　“打你电话又不接，赶紧出来！”7月5日一早，听到酒店房间外一名男子的大声叫喊，张星辰（化名）赶紧抵住门，把自己的所在位置发给父母和朋友。

　　“如果7点半我没给你们发消息，说明被绑走了，赶紧帮我报警。”这名刚满30岁的男性，形容自己已为“惊弓之鸟”。

　　两个月前，张星辰在江西的家中，被3名穿着体能训练服的男子强行闯入。他的手机第一时间被收走，两个人将他按在座椅上，不让他起身，开始威逼利诱。

　　“他们反复说，我爸妈和他们签了合同，交给他们训练，他们是合法的，后面警告我，不要有反抗行为，不然就要对我采取武力手段。”张星辰回忆。

　　他一开始极力争辩，“我是成年人，你们这是违法行为。”但面对3个壮汉的武力威胁，他只得就范。三人押着他上了一辆面包车，从江西一路驶向重庆。

　　“怕我求救，连去高速服务区上厕所都不行，只能在他们找的荒野的草丛里上，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在整个过程中，张星辰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父母。

　　5月初，张星辰被带到了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双宝村的重庆赋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以下简称“重庆赋苗”）（双宝校区）。和他一样被送入这家宣称可以“戒网瘾”“治抑郁”“干预叛逆”的“特训营”的，还有数百名成年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到多名被送入这里的成年学员，他们有的身患抑郁症，有的被父母认为存在“网瘾”、作息不规律，还有的仅仅因为和父母关系不好、“叛逆”，被宣称能帮他们“重塑人生”的重庆赋苗封闭“训练”。

　　多名受害者表示，自己在重庆赋苗被限制人身自由，遭遇体罚、辱骂甚至殴打，不得不向父母“展示”自己正在“变好”。

　　据当地媒体报道，重庆市网信、市场监管、教育、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已成立教育矫治类机构清理整治工作专班，从4月30日至9月30日，开展为期5个月的清理整治工作。截至7月6日，专班共排查出涉及19个区县的违规教育矫治机构41家，已全部清理关停，学员引导安置工作正持续推进中。

　　然而，多名已从中脱身的受害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重庆赋苗已将百余名“学员”转移至多个新地点。6月30日，张星辰就是从重庆市綦江区的一处废弃厂房，被父母接走的。

　　他们中多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自己遭受非法拘禁等情况，却难获支持。

　　“坐牢还知道自己的刑期”

　　和张星辰不同，23岁的周辉（化名）是当着父亲的面被“抓”走的。去年5月，他结束在广东一年多的工作，回到家乡重庆。由于父亲已经再婚，他独自生活在家中，“吃、住都是我自己在外面挣工资”。

　　当年7月的一个晚上，父亲敲门，说要进屋拿点东西。门刚拉开，3名身着墨绿色迷彩短袖、没有佩戴任何证件的男子瞬间冲上来，死死控制住周辉的四肢。

　　“他们张口就说我犯了事，要配合调查，自称是武警。”周辉回忆，开始他以为是遭遇了入室抢劫，当他挣扎间望向客厅，父亲安静站在一旁，没有出声阻拦，那一刻他瞬间明白，这场“抓捕”出自父亲的安排。

　　在此之前，父亲多次要求他搬去同住，周辉不愿过多争执，刻意减少往来以避免发生冲突。这份刻意疏远，在父亲眼中成了需要矫正的“顽疾”。

　　来不及拿手机、换外衣，周辉被押上车，带到了位于重庆市长寿区的重庆行知职业技术学校。据了解，重庆赋苗曾在该职校租借场地，以重庆知晤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对外则称为“行知校区”。该公司于2025年9月变更登记至江津区双宝村，并于2026年2月注销登记。

　　被转移到重庆赋苗双宝校区的还有周辉和300多名“学员”，其中包括19岁的女大学生王艳（化名）。他们于2025年7月一起被安排坐上大巴车，送到这里。

　　王艳是在这一年的5月被3名“教官”从山东的家中押回来的。这名女生考入山东一所一本院校，罹患抑郁症休学在家。赋苗的宣传视频让她的父母相信，这里能让她的病“痊愈”。

　　“实际上什么治疗都没有。”王艳说。在这个远离城区的封闭校区，他们每天6点起来做早操、跑步，吃完早饭之后就是在太阳下站军姿、走队列，“常常一站就是一上午，中午吃完饭下午又是‘罚站’”。

　　他们不被允许携带纸币及任何电子设备，“连洗衣液、洗发水也禁止使用，防止你自己吞食，以自残的方式出去”。周辉说，他所在的校区，高峰期校内约有六七百名学员，近七成是18岁到近40岁的成年人。

　　机构的管控手段被学员称作“大锅饭”，也就是集体连坐。一人做错或者试图反抗，往往带来的是对队伍所有成员的体罚。“有人试图向外联系，举报这个地方，那些举报的人围着操场一圈圈地跑，重庆山区上午的太阳很大，我们其他人被罚蹲在操场前面蹲军人标准蹲姿。”这次体罚给王艳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人跑不动了，就让我们上去拖着他们跑，一直跑到下午，很多人都中暑晕倒在地上抽搐，有的手都成鸡爪状了”。

　　任何关于外界的讨论，和逃跑、反抗之类的想法，都是不被允许的。一旦挑战“教官”的权威，往往迎来暴力，言语侮辱更是常态。周辉回忆，“有‘刺头’想要逃跑，或者试图反抗得比较激烈，‘教官’就会动手，有时候还会教唆或者威胁其他学员对其群殴。”

　　王艳曾亲眼看见一个女生被“教官”抓着头往墙上撞，流了满脸血，还有男生被拖到没有监控的“小黑屋”，“只能听到他一直在惨叫”。

　　每周一两次的“心理教育课”是难得的放松，尽管被学员们称为“洗脑课”。“不停单纯地讲你要感恩父母、感恩一切，总比训练、体罚、挨打强。”但事实上，王艳从不相信这些人的话，“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无法建立，我每一天在这里都要伪装”。

　　学员们常把这里与坐牢相比。“坐牢还能知道自己的刑期。”周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绝望，不知道在这里待多久，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也不让讨论。”

　　“坐牢肯定比呆在那儿强，至少坐牢不会挨打。”王艳说。

　　“我是想让他变好”

　　26岁的肖伟（化名）遭遇的不是暴力掳走，他落入温柔的圈套。2025年11月，母亲吕英（化名）以独自出行孤单为由，反复劝说他陪同前往重庆旅游。凌晨落地重庆后，母亲直接带他走进江津区的赋苗双宝校区大门，签下6个月的合同，他的手机当场被收走。

　　合同显示，吕英作为委托方，自愿将子女肖伟委托给重庆赋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赋苗健康产业（重庆）有限公司”——记者注］接受6个月的“综合素质训练”，实行半封闭式管理、不得私自接孩子离开训练地点。合同声称，将提供体能训练、心理辅导、行为纠正教育、人格教育等，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积极、乐观、向上的健康心理。

　　为此，她交了5.98万元。“我不知道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就上了人家的当了。”吕英说，“新冠疫情后孩子回到老家，就一直没出去重新上班，在家打游戏当代练，我感觉他那种躺平的样子有问题。”

　　吕英还一直遗憾，儿子没当过兵，看到赋苗宣传的军事化训练，“吹得天花乱坠”，她希望儿子能在那里“支棱起来”。

　　吕英在幼儿园和小学代过课，“其实我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带不好，你甩给别人，别人能给你带好吗？但往往当局者迷。”

　　赋苗给吕英拉了群，除了她一个家长，剩下的都是招生老师和“教官”，日常会把肖伟在校的情况拍一些照片发到群里。“有时候发孩子拿着乒乓球拍的照片，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吕英起了疑心，“我让他们发个视频，怎么就不给发”。她还陆续在网上看到有家长控诉教官打人的留言。

　　2026年1月15日，吕英前往重庆探望儿子，“教官”全程陪同，不允许她乱走。她带了一箱零食给吕伟的室友分发，“七八个人只有一个人说了声‘阿姨好’，其他人都低着头不说话，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怕说错话挨打”。

　　吕英以去孩子宿舍拿纸巾为由上楼查看。“楼梯拐角有个男生，大冬天穿得很少，光脚站着，我摸了一下他的手，冰凉。”吕英发现，学员们上厕所都要由“教官”看管，“排着队，前后都有人守着”。她后来了解到，就在她抵达的前一天，有两名学员翻墙逃出了赋苗。

　　在意识到这里和宣传中的巨大差距后，1月16日，她将肖伟接回了家。回到家，“几乎不能提在里面的事情，他把那里叫‘集中营’”。

　　2025年9月中旬，王艳也被父母从赋苗接回了家，“他们还觉得我好了，实际上出来以后，我连人都不想见，有一段时间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心怀鬼胎，想谋害我”。

　　提起这件事，王艳的母亲李子红（化名）也十分后悔，“考上大学之后一段时间，女儿在家打游戏，有时候黑白颠倒，也不出门”，夫妻俩很着急，“我们当时觉得她可能是高考压力大，需要通过游戏排解，后来她心理上有问题休了学”。

　　在医院治疗感觉没有太大效果后，李子红刷到了赋苗宣传的“乖宝”。

　　在重庆赋苗诸多短视频账号中，出现了一个因校园霸凌萎靡不振，沉迷打游戏导致日夜颠倒、几年不出家门的长发邋遢男生，一度卧床不起，有的还提到他“7年不说话”。

　　在视频中，他被“教官”带回基地后，经过理发、剪指甲、谈心、参加体能训练等，变成了“乖宝”，不仅身体素质变好了，还从学员转为“助教”，主动帮助新来的学员。

　　“说得可好了，宣传是经过了爱的教育，在抖音上一搜都是。我们想着这么大的平台不会是假的，也是希望女儿变好，得到治疗。”李子红为此花了4.98万元学费，和送女儿前往重庆的7000多元路费，“不让我告诉孩子，说他们有办法”。她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家里还欠了债，“现在孩子受了伤害，钱也搭进去了”。

　　从赋苗转达的有关女儿的信息中，李子红一度相信女儿在变化。事实上，“表现不好的人，是不允许和父母联系的。”王艳说，她曾试图给父母写过一封信，描述在这里的遭遇，回家后才知道，父母根本没收到。

　　“后来我昧着良心，写了一封我在这里很好的信，很快就被传出去了，才允许我和家长通电话，那已经是我进来两三个月了。”王艳回忆，通话时，她也不敢和母亲说任何负面的事情，“教官”就在旁边盯着。

　　张星辰也是通过表现得听话顺从，争取到跟父母通话的机会，最终说服他们6月底将他接出赋苗。他在父母的聊天记录中发现，“教官”只会将摆拍出来的照片发过去，“让你在宿舍拍叠被子、打扫卫生，拍你的训练很有精神，至于打骂、体罚这些负面的，统统不会有。”

　　离开赋苗时，一个女“教官”告诉王艳，“你不要当‘白眼狼’，出去瞎说”，还告诉她的父母，“如果她做得不好，我们还可以把她带回来。”

　　“被机构放大的需求”

　　和李子红一样，张星辰的父母也是通过赋苗的抖音宣传视频才交了钱。这个30岁的男人在赋苗最无助的时候甚至想过自杀，“那时感觉父母根本不在乎我，相当于花钱让我坐牢”。

　　但在李子红看来，这些父母也是被骗了，“大多数家长不想让孩子受到这种伤害”。女儿回家后，她开始在赋苗“教官”和招生老师的短视频账号下留言，指出赋苗的种种殴打和体罚行为。

　　许多家长就此联系上李子红，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打消了送孩子到赋苗的想法。他们的孩子有的打游戏，有的叛逆，还有的存在心理疾病，看了赋苗的短视频后，将这里当成了“救命稻草”。

　　聊天记录显示，今年1月底，一名来自新疆的家长已经订好了机票，只差和赋苗签合同交钱，在和李子红通话后，坚定地表示，“不会让孩子去这样的地方，我先给家人做工作”。

　　“豫章书院”的曝光者、反网戒机构志愿博主温柔（化名）告诉记者，他接触过的很多家长，即使一部分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长，在知道孩子在类似机构里的遭遇，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他们不会意识到里面会有这么多监管不到的暴力。

　　“这些机构通过简单粗暴的暴力和恐惧，让孩子暂时屈服，但是对于整个家庭的关系是毁灭性的打击。”温柔解释，这些受害者被送到机构之前，就算和父母关系再不和，也会存在一个基本的信任——相信父母不会害自己，“很多人一旦被送到这种机构之后，类似的信任就会荡然无存。很多时候，孩子跟家长就变成仇人，甚至一辈子都弥合不了。”

　　“核心的问题还是他们存在诈骗的嫌疑，根本达不到他们宣传的效果。”温柔近年来接到了越来越多的求助，其中既包含未成年人，也有张星辰这样的成年人。在他看来，直接原因是网戒机构宣传方式的变化。

　　温柔介绍，这些机构过去主要靠在搜索引擎购买排名，当家长搜索诸如“叛逆”“网瘾”等，跳转到机构的相应网站来实现引流。如今，他们主要靠短视频平台的各种“正能量”宣传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在重庆赋苗的各种“教官”短视频账号中，发布了大量“骂游戏”的引流视频，有的视频还会呈现网瘾少年经历改造后，感恩父母的镜头，形成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反差感。

　　重庆赋苗的学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除了“乖宝”，还有两个人设分别为“靓仔”“985”的出镜学员，靠配合表演可以成为机构的助教，从而在里面获得零食奖励和不叠被子等“特权”。

　　“这些虚虚实实的内容包装得非常正能量，几乎不会受到平台的限制，而我们揭露他们实情的视频反而会被限流。”温柔说，很多子女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就对这类视频感兴趣，在算法的加持下，会被越推越多，“从原本家长忍无可忍，必须主动去搜索的过程，变成了平时刷视频的时候不停被告诉可以这样，就会心动，其实没有那么多家长有这么强烈的需求”。

　　专家：父母无权让渡子女的管教权

　　和被父母接出去的人不同，周辉为离开赋苗付出了更大的代价。2025年8月1日凌晨，他和另外3名学员暗中策划出逃，偷偷用凳子撬开窗户上的铁栅栏，用床单拧成绳索尝试逃跑。

　　由于错估楼层高度，在下滑过程中，周辉体力不支坠落。医疗记录显示，他的胸椎、桡骨、骨盆多处骨折。由于他伤势过重，机构无法继续隐瞒，才将他送往江津区中心医院。直至9月6日出院，周辉才彻底脱离机构管控。

　　如今的周辉留下后遗症，重体力劳动、长时间站立都无法完成，应聘保安、外卖骑手等基础工作，体检均无法通过。他不愿意返回重庆老家，和父亲彻底断联。

　　周辉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重庆赋苗长期对他以各种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已经构成非法拘禁。为此，他多次向江津区公安局鼎山派出所报案，2026年1月22日，该派出所决定不予立案。2月16日，江津区公安局维持了不予立案的决定。

　　张星辰获得自由后，也于7月3日到鼎山派出所报案遭受非法拘禁，令他疑惑的是，派出所出具的《案（事）接报回执》显示，他是因对赋苗公司的教育方式不满报案，并出具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认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

　　另一名赋苗学员则表示，“接报案的民警说我被送去是父亲同意的，父亲也签了合同，我愿不愿意是家庭内部事务，就不属于‘非法拘禁’。”

　　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主任，曾长期在公安机关从事刑侦、法制等工作的潘利勇律师告诉记者，非法拘禁在我国普遍认为是结果犯，即既要限制人身自由，还要造成一定后果，往往才能立案，这些学员很难举出相应证据。

　　潘利勇分析，特训机构往往会抗辩，它的监管行为是基于家长的委托、服务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和家长之间不存在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他的人身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特训机构所谓的管理权利来自家长的委托，但家长都没有监护权，这个转委托权肯定是丧失了权利基础的。”

　　“但从传统观念看来，家长和子女的身份依附关系，并不是随着成年就自然终止的。”潘利勇举例，有的子女上大学，靠父母来提供经济来源，有的毕了业没有独立工作的，还在家里依附父母，“这种传统的观念呢，不光影响到家长和子女，也会影响到司法机关，认为父母送去的就是家务事。”

　　潘利勇认为，这也导致这一行为究竟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刑事犯罪的边界不是那么清晰，“公安机关也担心被认为插手民事纠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利中，包含着对子女的行为进行管教、引导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基于监护关系延伸出来的，有着很强的带有排他性的人身依附性，只能由监护人来行使。

　　苑宁宁强调，监护人不能将这项带有人身依附性的权利委托给任何其他的第三人或机构，特别是商业机构来行使，特别是限制其人身自由和对其进行身体方面的惩戒。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未成年人不同意，类似机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就涉嫌违法和犯罪，如果存在虐待和殴打等行为，肯定构成违法犯罪了。对成年人来说，父母连委托的前提都不存在，更加没有资格和权利将其交由机构管教。”苑宁宁认为，类似情况需要公权力部门介入调查，对他们开展救济。

　　与此同时，吕英也选择了民事维权。通过向重庆12345、江津区教育部门的咨询和投诉，吕英了解到，重庆赋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在市场监管局登记的一家普通教育咨询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残疾康复训练服务（非医疗）、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及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等。而据江津区教育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重庆赋苗从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其涉嫌超范围经营和无证办学。

　　吕英起诉重庆赋苗要求全额返还学费。5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该份特定综合素质培训的合同有效，合同中就培训服务内容约定不够详细，双方对服务质量产生分歧而导致纠纷。结合合同签订情况、履行时间、被告经营主体身份等，法院酌定由被告返还原告4万元。

　　吕英不服，已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并于7月2日二审开庭，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7月4日，张星辰曝光赋苗位于綦江区废弃工厂的新址后，有学员看到这里有警车出现。后续离开的学员透露，还有一些学员被化整为零，被转移至散落重庆各区的关联机构。张星辰希望，不能只把赋苗一关了之，相关责任人应受到应有的惩罚。